在数字媒体几乎全面占据新闻传播的当下，巴黎街头仍有一位戴着圆形眼镜、身穿淡紫色工装、头戴报童帽的男人，每天在固定时间挥舞着一叠报纸，穿梭于咖啡馆和林荫道之间。圣日耳曼德佩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回荡着他标志性的叫卖声——“Ça y est！”（“就是这样！”）。
他就是现年73岁的阿里·阿克巴尔——法国最后一位街头卖报人。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授予他法国国家功绩勋章骑士勋章，以表彰他对法国文化所作的独特贡献。
阿克巴尔的巴黎人生
阿克巴尔出生于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20世纪60年代末只身来到欧洲。他曾在阿姆斯特丹的码头上谋生，1972年随一艘船抵达法国鲁昂。第二年，他踏进巴黎——那时的左岸仍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圣地，书店、咖啡馆与知识分子聚集的校园交织成一个生动的思想网络。
1974年，一次偶然的游荡中，阿克巴尔遇到了一位正在卖报的阿根廷学生。他询问如何才能做同样的工作，很快便带着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和《切腹》走上了巴黎街头。他卖出的第一份《查理周刊》的封面嘲讽了教皇，第一期《切腹》的封面则是一张女人臀部的照片。“我觉得这太令人震惊了，在其他地方，这种事可能会要你的命”，但他还是“跳了进去”，开始卖报。彼时巴黎街头共有三四十名同业者，他们是城市的“移动扩音器”，在电视和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用声带传递消息。
他卖过讽刺杂志，后来改卖《世界报》。那时，《世界报》下午刚刚出版，一个小时便能售出八十份。学生们常常围在阿克巴尔身边，抢着要报纸。时至今日，阿克巴尔仍然穿行于巴黎的大街小巷，沿街吆喝售报：在咖啡馆门口，他把最新的政治新闻喊得抑扬顿挫，还会在当天的头条新闻中即兴加入独属于他的幽默与讽刺，偶尔甚至编造一些恶搞新闻，赢来居民与游客好奇而愉快的目光。“现在，法国得救了，玛丽娜·勒庞不再是种族主义者了！”他向喝咖啡的人们大声说道。或者，“他们找到了药物，”他笑着说，“哈里萨辣酱搞定了。”
阿克巴尔善于幽默，以玩笑调动气氛。“我努力走进人们的内心，而不是他们的钱包。”对左岸的居民来说，他成了社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心理治疗师韦罗妮克·沃斯见到他会关切地询问：“你好吗，亲爱的阿里。昨天天气太热，我很担心你。”曾为迪奥工作的造型师让-菲利普·布耶尔评价他说：“阿里是不可或缺的，他身上散发着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积极、罕见的特质。他保留着一颗童真的灵魂。”
在这个曾经的知识分子中心，阿克巴尔接触了众多名流。从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到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从英国女演员兼歌手简·伯金到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他都见过。
最特别的是他与马克龙的友谊——这位未来的总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巴黎政治学院求学时经常向他购买《世界报》，有时还会在拉丁区的酒吧里请这位报贩喝杯葡萄酒。“他对葡萄酒很了解。”阿克巴尔回忆说。
数字化时代的冲击让这个行业急剧萎缩。现在每天从下午3点工作到晚上10点，他也只能卖出二三十份《世界报》。“过去，人们会围着我寻找这份报纸。现在，我必须追着顾客才能卖出一份。”但哪怕雨雪交加，他仍在拉丁区步行十五公里，高举报纸，喊出每日头条新闻。
逝去的左岸黄金年代
阿克巴尔获颁的国家功绩勋章，承载的意义已远超个人，它更像是对一个时代的告别。
如今，阿克巴尔是法国最后一位报贩，也许也是欧洲最后一位。巴黎圣日耳曼德佩区已从知识分子聚集地，变成了时尚精品店和旅游餐厅的天下。“氛围已经不一样了。”他感叹道，“那时候到处都是出版商和作家——还有演员和音乐家。这个地方有灵魂。但现在它只是一个旅游小镇。”
20世纪中叶，圣日耳曼德佩的咖啡馆曾是思想与文学的交汇点。双叟咖啡馆与花神咖啡馆在战后成为知识分子聚集的场所，萨特、波伏娃、加缪等人常常在此辩论哲学与政治议题。花神咖啡馆后来甚至设立了“花神文学奖”，以延续这一文化传统。
与此同时，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在1920至1940年代吸引了海明威、乔伊斯、菲茨杰拉德等作家驻足，几乎成为英文文学社群的“据点”。左岸的出版业在战后同样繁盛。许多小型出版社在拉丁区与塞纳河畔的街角分布，出版先锋文学与哲学作品，推动了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思潮的扩散。法国文化史学者常将左岸称作“20世纪的思想试验场”，这里不仅是地理上的巴黎一区，更是一种批判、开放与自由的精神姿态。
然而进入21世纪，景象大不相同。《世界报》在1999年曾拥有约39万份的发行量，而到2018年已降至约30万份，跌幅超过五分之一。法国的纸质报纸发行量持续下滑，迫使媒体积极寻求新的收入来源。此外，法国报刊亭数量在近二十年锐减，数据显示，巴黎的报刊亭数量已从2005年的715个锐减至2023年的155个，很多经营者不得不增加售卖零食、雨伞、旅游纪念品等产品维持生计。
出版行业也在经历同样的转型。据法国书商协会统计，全法约有3700家独立书店，依然是欧洲独立书店最密集的国家之一，其中约四百家集中在巴黎市区。但相比上世纪末的繁盛景象，书店的数量已呈下降趋势。法国文化部的长期调查显示，虽然书店仍在城市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面临租金上涨和数字阅读的双重压力。
左岸咖啡馆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游客拿着相机在双叟和花神前排队，点一杯高价咖啡只为发布到社交媒体，而不是和陌生人展开一场关于政治与艺术的辩论。法国社会学家雷米·勒努瓦指出：“咖啡馆从公共讨论的剧场，逐渐退化为一种消费体验。”
法国人一方面怀念左岸的黄金年代，将其神化为“灵魂的归处”；另一方面，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那种氛围不可能在当下复活。阿克巴尔还在街头叫卖报纸，但更多的“声音”已经转移到数字屏幕上。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帕斯卡尔·奥里所言：“左岸的衰落，是法国现代化不可逆的一部分。”
当马克龙为阿克巴尔佩戴上功绩勋章时，或许这不仅是对一名街头小贩的褒奖，也是对巴黎左岸曾经精神气质的一次追忆。在阿克巴尔高举报纸、笑声洋溢的身影里，人们依旧能听见过去的回响。在他手中配资股票，那些薄薄的纸页，不只是新闻的载体，更是半个世纪文化氛围的见证。他卖的不是报纸，而是左岸的油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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